生平事迹

陈筑山辞去原职而完全加入平教总会的工作在1926年秋，其大致时间可以肯定的是在傅葆琛、冯锐和汤茂如之后。此时，距离陈、晏两人初遇方两年。其实，自初遇畅谈之后，两年间，陈、晏二人已经开始共同谋划未来的发展纲要、工作模式等诸多问题，陈筑山于1924年之后也开始着手准备辞去国立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

中华平教总会早期人事，陈筑山任公民教育科科长

晏阳初、陈筑山在定县的实验虽局限于一隅，但其影响却远播全国，乃至全世界。陈筑山亲自主持一个实验村、一所小学、五所平民学校。他以开明的作风，逐渐纠正村中原有的帮派对立等不正常现象。陈筑山在定县倡导一种“合作生活哲学”，其出发点是家庭和谐，由家庭和谐逐渐推广到全村，然后推广到县、省和全国，最后成为天下一家。国内的一些名流、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如熊希龄、周作人、赵元任、张君励、林宰平等定县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均对定县实验的成绩加以称赞。1932年夏，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阿莫德到定县参观后向美国国会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称“这是在文明古国四万万人里正开展的一项最重要而且具有很大推动力的运动。”

平教会来到定县，这是读书人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正如晏阳初所言：自北京迁移到定县，不是地理上的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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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

《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是平教会的经典文献，广受重视，原文如下：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做长城。力恶不除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破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做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此歌曾唱响大江南北。凡平教会的聚会，几乎必唱此歌，因此正如孙孔懋所说，这首歌是“平教会的共同愿景”。定县实验时期，这首歌就已经家喻户晓。2003年河北保定电视台《晏阳初》摄制组在定县翟城村找到了当年的平民。近80年过去了，一听要拍摄平教会时期的事迹，老人们自告奋勇的提出重唱平教运动歌，对着摄制组饱含深情地唱了起来。 这首歌借调《苏武牧羊》来填词。从曲调的选择上，看得出平教会想表达的意蕴，做平民教育正是要有苏武牧羊的那份坚定和气节。从词的内容和意境上，也可以看得出平民教育想要追思的传统文化水准，不仅“作新民”和“修齐治平”等大有出处，而且“青天无片云”一句也是典出名家唐代李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看似为中国儒家思想，但却更有深意。晏阳初先生在20年代发动平民教育运动的想法是：中国有三万万以上文盲，这是天下极不公平的事情，他要平天下之不平。此词作于平教会尚未十分兴盛的早期，一经创作完成，就再也没有做过修改。然而从平教会的发展历程看，可以说点点滴滴都与此歌相吻合。也就是说，这首歌可以算作是平教会的事业大纲，有着高度的预见性和计划性。也由此可见，在平教会事业初创时期，陈筑山不仅明白晏阳初的想法，而且参与制定了平教会发展发向的纲领性文件。

   定县平教会总部照壁上的“除文盲，作新民”

《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提出了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理想和方案、在这首歌曲中，“务把文盲除尽”这一具体实施方案，与“大家起作新民”这一悠远的华夏文明理想，在陈筑山笔下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平天下的大理想的微观着手，后者是千年文明传统理想的当代务实方案。这一角度来看，《平民教育歌》对平教会和平民教育的指导，可以理解为从集大成的平民教育再到乡村理想建设的有机升华。

回溯传统农业时代，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接受教育而摆脱文盲，实则为多么不切实际的奢望。传统农村中，六岁的小孩子就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十二三岁的年纪就须逐渐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是传统农业时代塑造的理想小朋友形象，但却不符合为生计而辛劳的广大农业社会家庭的实际情况。当看到在家务农、放牛羊、做活计的小孩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务把文盲除尽”的方案是多么沉重，意义是多么的实在。

传统的乡村教育，多为农村自动自发自助教育。在传统科举制度中，统治阶级掌管教育的权威，通过考试选拔已经学而有成的高层知识分子，所选拔的进士、举人和秀才都是民间读书人中已成才的佼佼者。相较于统治者用人的权力，统治者并未对培养人才承担相应义务。在乡村私塾教育中，进入塾馆的学生，往往都是稍有经济基础和开明视野的家庭。就传统乡村教育的教材而言，常为《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鉴略》等，其中部分聪明的学生，会进学读《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在这种传统乡村教育格局下，文盲是大多数，而读书人则实为少数。

“除文盲”与“作新民”是平教会承担的时代使命。教育是开发平民潜能、激发他们自助动力的好方法；平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陈筑山所著的《平民教育运动歌》中，指出了一套开发人们脑矿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理论和方法。在晏阳初晚年回定县访问时，将行程定于1985年9月8日，时值第20个国际扫盲日，访问期间，晏阳初不仅听村民唱平教运动歌，还对接待人员说：“我在87岁时，曾总结了这些年搞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九大信条，这九大信条是我们的基本思想和做法。”这说明，晏阳初将陈筑山所著的平教运动歌和“九大信条”连贯起来，同视为平民教育的行动指导，两者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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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会的发展历程与工作转向

平教会的创办缘起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平民教育工作。1920年，在法国从事华工教育的晏阳初和傅若愚回到国内，随即在青年会的支持下，于长沙、烟台等地进行了城市平民教育活动，其情形“风声所播，如火传热，一时震动全国”，这是平民教育初步实验时期。与此同时，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陶行知等人也开始重视平民教育活动，并倡导成立全国性的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南京、武汉相继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召开年会，朱其慧等人乘机发起组织成立了全国范围的平教总会。 平教会成立后，因财力有限，计划先在南京、北京两地试办平民教育，后又曾进行军队平民教育实验。1924年8月，晏阳初正式就任总干事，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乡村平民教育，并聘请傅葆琛出任乡村教育部主任。1926年10月，平教会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开始在定县实验农民教育。平教会划定以东亭镇为中心的附近52个村为第一乡村社区，后因地方人士要求，又增加10个村，一共62个乡村。

1927年（民国十六年）是乡村教育的觉悟元年，在这一年，梁漱溟终觉乡村运动的可能性，冯玉祥开启了支持乡村计划，彭禹庭始建他的教育团队，陶行知建立了晓庄师范。同是这一年，沈定一在浙江北部的东乡开始了乡村改革和地方自治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乡村工作上。正像是梁漱溟所说，“如同天意安排一般”，1927年是乡村建设开始从理论走向行动，从研究走向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走向乡村，挽救在战争中饱受创伤的中国，夯实国家发展的民力基础，带着希望走向田间地头。

随着平教会在定县工作的深入，晏阳初、陈筑山等人发现只有农村的整体改造才能达到改造农民的目的，自1929年起其工作重点“转移到乡村生活的深刻研究方面”，即乡村建设的实践。

1929年，晏阳初团结一批留洋归来的其他博士，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等人，他们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和城市生活，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充满着“贫、病、私、盲”的农业文明最后一块阵地农村。历尽万难终不悔，深受诘难志更坚。

1939年8月，平教会全体人员迁到重庆南岸，在内迁的过程中，平教会逐渐将全部力量集中到乡村建设学院的筹办。该年4月，经过晏阳初多方奔走，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筹备处成立，并选定巴县歇马场为院址。1940年7月，乡建学院得到教育部备案，同年10月正式开学。由此，平教会在战时基本停止了乡村建设和县政建设的实验，将全部力量投入到了乡建学院的创办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晏阳初原本打算将平教会和乡村建设学院迁回华北，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平教会及其附属机关并未被立即接管，而是继续着乡村建设的实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出现直接对立的局面。受此影响，平教会作为一直受美援资助的社团，于1951年1月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而予以取缔，华西实验区和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也被接管，至此平教会在大陆的乡村建设活动告一段落。

平教会在定县的实地调查

在平教会的发展历程与工作转向中，尤为关键的一个节点便是定县。平教会在酌选定县作为实验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平教运动之前，陈筑山曾为选址提出四个条件：第一，实验区情形可代表本省一般情形者；第二，从前办理自治较有成绩者；第三，地方人士了解自治并能出力赞助者；第四，具备自治实验场所相当设备者。陈筑山称，需至少满足上述条件其中之三，才算具备资格。定县城乡纯粹为一个农村社会，代表河北各县一般情形。当时全县分为六个区，包括大小村落453个，住户70034家，人口40万。其中男性占51％，女性占49％。县内人民90％从事农业，其次为经商或者手工业。民国初年以孙民绪为县长，开井以修水利，废庙以兴学校，颇有模范县之名。平教会同仁一致认为，从定县所代表的地理环境到人文环境，都具备选为实验县的资格。而且平教会的活动，虽然重点在于农村，却又不能远离大城市，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位于河北省西部，距离北京西南约200多公里，在京汉铁路线上，居于保定与石家庄之间，距北京只有几个钟头的火车行程，是最为理想的实验基地。

1932年，晏阳初、陈筑山、汤茂如在定县 

陈筑山在《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想对河北的县政建设，研究得出可以施行的有效方案，首先要知道河北省一般县地方的实际情况，即关于地理人口、产业交通、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和人民的一切生活习惯礼俗等，都要心中有数，然后才能下手去做实际建设的研究，这是“县政建设的最初步的基本工作”。定县县政改革，立足实验县，不限于实验县，放眼全省全国。调查研究的范围“凡河北全省各县，为要真是了解一般县地方的实际情形，都在调查之范围”。陈筑山赞成晏阳初所提出的，调查需绘制图表，“表面的问题要调查摸底”，旨在调查中，发现地方人民的一切真是疾苦，各方面的生活需要，找到“社会表面所不能感觉到的问题”和“县政建设上直接所需的材料”。为达到这一调查目的，陈筑山主持县政建设研究院特别设立调查处，聘请富有学识经验的专家任职，防止“按表填写，虚应故事”的无效调查；设立研究部，聘请富有县政经验的行政学术人才，打破学术与生活分家脱节的积习，运用科学方法，分门别类地来研究实际县政建设的各种方案。

定县的调查工作前后历时四年，前期由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主持，后来由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主持。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多次到定县考察，为定县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也为后来人留下来宝贵的影像资料。定县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社会学原理及方法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极为周祥，包括定县地理（疆域、地势、山川、区划、土壤、气候）、历史（起源及沿革、古迹）、县政及团体、人口（人口总数及分布、年龄及性别之分布、家庭大小与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职业、宗族）、教育（文盲及识字人数、小学与中学）、健康与卫生（食品、衣服、住房、普通卫生及健康状况）、农民生活费（农家经济概况、衣食住行燃料、生活费用、杂费）、乡村娱乐（儿童与成人娱乐、秧歌、大戏、新年娱乐）、乡村风俗与习惯（婚、丧、年节、迷信）、信仰、赋税、财政、农业、工商业、借贷、灾荒（水、旱、雹、霜、虫、疫）、战争与兵祸等等。

实地调查中，困难重重。农村人民饱受乱世战争、兵痞灾害所扰，心存戒心，不愿意接受调查。每有来访询问，定县人民均疑为征兵、拉夫、派捐派差、传教入会，往往关门相拒，或者敷衍搪塞，常常不以实情相告。为了取得农民的新人，接触他们的疑惧，平教会先行开办平民学校，从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中培养调查员，调动本地人参加调查工作。分头与各村村长及村中领袖接洽，争取他们做向导。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获得了理想效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出版了定县社会调查丛书，含《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1932年），《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张世文，1936年），《定县秧歌选》，《社会调查讲演挂图》，《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定县土地分配调查》，《定县人口调查》，《定县家庭手工业调查》，《定县农村借贷调查》，《定县农民家庭卫生调查》，《定县农民生活费调查》等等。

经过平教会在定县为期四年的调查研究，以晏阳初、陈筑山等为代表的平教会同仁认为“愚、穷、弱、私”是我国平民面临的四大病症。所谓愚，就是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智识而且是目不识丁，80％的人是文盲。所谓穷，就是中国大多数的人民，在生与死的夹缝中，谈不上什么生活程度、生活水平。所谓弱，就是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体弱多病，生死存亡，付之天命，谈不上科学治疗与公共卫生。所谓私，就是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与公民训练。

由于有这四种基本缺点，所以任何建设事业都无法进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四个问题，需要开展“四大教育”，并采取“三种教育方式”，以利推动。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四大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四大教育必须连环进行，相辅相成，才能收取效果。 根据调查结果，平教会制订了定县乡村建设十年计划，拟分三期进行。后因日本军侵占东北，并策划华北特殊化，拟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形势十分紧迫。晏阳初结合世界反法西斯的趋势，为唤醒国人，加紧实验，故改行“六年计划”，筹款计划和行动方案因此都有所调整。

平教会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

晏阳初、陈筑山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每年平均有120多人在定县服务，其中留学归国者约20人，国内大学毕业者约40人，占总人数的一半。这些人在思想上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的精神，追随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和平民教育的热潮，舍弃大学校长、教授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会，甘愿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农民服务，探索农村建设和民族自强的道路。在他们的努力下，平教会基本形成了成套的知识传输系统和经验，把典型的传统农村社区与各种信用组织、家禽作物种群繁育实验组织以及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平民教育委员会在定县的教育实验，概括起来就是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四大教育机生计教育，用以治穷；文艺教育，用以治愚；卫生教育，用以治弱；公民教育，用以治私。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

1932年，平教会成员和家属合影。前排右起，第八为陈筑山

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第一、文艺教育：旨在解决中国社会“愚”的问题。它要求从文字及艺术教育着手，在文字中包含文学性，在艺术中包含艺术性。使人民认识基本汉字，得到求知的工具，以此为接受一切建设事务的准备。文艺教育的目标是抒发感情、激励精神，培养农民向上的自主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研究与实验。

        平教会识字证书 

第二，生计教育：旨在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穷”的问题。其目标在于，训练农民生计所需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产量和收入；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培养农村和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养成农村平民的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要从生计教育入手，以达到农村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生计教育分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和实施推广训练三个阶段，由此形成生计教育整个的推广制度。

平教会向农民发放优良稻种场景

卫生教育旨在解决中国农村平民身体“弱”的问题。平教会在进入定县之前，那里环境肮脏，妇婴卫生不良，传染病流行，全县无一个合格医院，有千分之三十的人因缺乏医药而死亡。

经过26口饮用水井的抽样化验，证明肠胃病和传染病以此为重要传入渠道，决定首先指导居民改良饮用水井的构筑，增加井盖及围圈，并按时撒放消毒药剂。接着开展种牛痘，自平民学校毕业生中选取人员加以训练，又依靠这些学员进行宣传和家访，一个月时间，按子种痘人数高达二万一千多人。

在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拼导下，平教会在这里建立了三级保健制。具有保健院，区设保健所，村有保健员。保健员的主要工作是:预防注射、幼童身休检查、协助居民改善环境、清洗便所、卫生宣传及监督。与此同时建立了巡回医疗队.于农闲时到各村巡回。

1934年，定县平民初级学校的卫生教育。1934年，在儿童中推行刷牙。

第四，公民教育旨在解决中国社会“私”的问题。其目标在于用教育的力量培养农民的公共心、团结力和训练自治能力。1933年，河北省聘清晏阳初先生任县政研究院院长，平教会公民教育实验部主任陈筑山兼任定县实验县县长，这项工作才得以方便推行。

具体而言，平教会所主持的公民教育工作主要有四项：（1）对民族精神的阐发与弘扬；（2）研究农村自治，训练农村自治基本人才；（3）培养公民的公共心、训练公民的团结力、授以二十世纪最低限度应有的公民道德知识、技能以及指导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种种生活改良的组织与活动；（4）举办公民训练。在16岁以上青年中设立公民训练班，采用大队、中队、队编制，组织开展自卫训练、农村建设概说、政治、经济、教育、保健及常识研究、工作讨论、唱歌等活动。同时，定县县政府在全县公开招考农村建设辅导员，其职责是传达县政府的政策、督促训练农村建设人员，在县政机构中承担公民教育培训的任务

他们对县、乡、村三级政权进行改造。县成立了“县政委员会”，聘请部分学者、专家参加，为政权兴革提供计划，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对县府机构，进行简政裁冗，事权专一，合署办公。乡成立乡镇改造委员会，代替旧式乡公所，由6-12名委员组成，并以本乡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兼行秘书职务;同时设立乡镇公民大会予以监督，防止乡行政委员会滥用职权。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日急，在示范村开展了报时、报警、夜间巡察、集合训练以及无线电广播、测候记载等活动，这不仅增强人民抗敌御侮观念，对培养农民时空、天象、地文观念也是有益的。对基干公民服务团员还实施了保家卫国的军事“学”与“术”的训练。出版了《国难丛刊》，提高平民守土卫国，抵抗侵略观念。

定县县政府还设立多处有关提高公民素质与灌输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机构，其主要包括：（1）社会教育办事处，后改名为民众教育馆。设主任1人，书记1人。主任负责出外巡行演讲，发展社会教育、改良社会风俗。（2）通俗图书馆：共有170余种、1200册图书，免费向定县全体民众开放，每天读者大约15人。（3）阅报处：向民众提供包括《河北省政府公报》、《定县公报》等报纸在内的数种报纸阅读。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4）三民主义演讲所，设立一名专职讲演员，演讲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中外时政新闻，每次听众人数大约30人。（5）育旬报社：由正副会长负责编辑《教育旬报》一份。

三大方式：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

（1）学校式教育

学校式教育分基本教育与乡村改造教育两个阶段。文字教育是基本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除文盲工作。在实施学校教育上有三种联系一贯的实验，这就是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生计巡回学校的实验。

初级平民学校以《平民千字课》为教材，识字1312个字。这些字都是从当时的文契、帐册、唱本、通俗报刊、政府布告等原始材料中，以出现次数多寡、经过严格挑选整理而来的。高级平民学校为毕业于初级平民学校的一部分有继续学习需要的青年农民而设立，以传授四大教育的更加具体的知识为主要课程内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升学，学生并不离开农业和农村。

生计巡回学校着眼点是使农民获得当前生产实际需要的训练；并顺一年时序先后分区轮流训练，传授知识。第一期在春季三四两月，为植物生产训练。第二期在夏季八九两月，为动物生产训练。第三期在冬季十一月至翌年二月，为农村工艺与合作训练。训练完毕，即分别规定实施设计，由训练人视导检查，成绩优良的，树为“表证农家”。 平教会在定县境内推行义务教育，凡是7岁以上、15岁以下的适龄儿童，都必须入学接受教育。到1934年，全县小学基本普及，男青年文盲已经基本除尽。关于“文盲”的界定，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标准颇不相同，定县当时的判定标准是：凡在初级平民学校毕业者或在初级小学读过2年者即为非文盲。

平教会在农村的教育，使农民在农村中取得应用于农村当前实际需要的训练，以生活的秩序为教育的秩序。顺一年中时序的先后，在研究区内分区轮流巡回训练，传授切实的技术。学校师资水平很高，教育质量也很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陈筑山的女儿陈菊元回忆说，学校很重视与实践相结合，老师给他们做纸盒盛水煮沸的实验，做奇妙的化学反应实验，同学们都惊叹不已。

（2）家庭式教育

家庭式教育，是对各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用横向联系的办法组织起来进行教育的一种方法。各实验村先后设立了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等组织形式。教育的内容仍然是针对中国社会四大基本问题的四大教育，选材的标准则侧重于家庭的需要，并照顾到受教育者的身份特点。

家庭式教育的目标，是将各个独立的、自利的家庭，转化为各家联合的、互助的社会生活；将各家天然、热烈、狭小的血缘之爱，扩大为爱民族、爱国家的生命大爱；使农民从家庭的集会中，得到共同生活、共同集会所必要的各种练习。通过四大教育，实现家庭的社会化与家庭的教育化。

家庭式教育的关键是妇女。当时的定县农村封建意识是极为浓厚的，平民学校只得男女分校。要家庭妇女走向社会参与活动是件极端困难的事，但在陈筑山的努力和多方面工作成效的感应下，平教会首先在高头村建立了第一个家庭会，大多数妇女走出家门，显示妇女解放和新的生活习惯的开始。

（3）社会式教育

社会式教育是面向全社会大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来进行教育的，必须有一个社会组织负责出面推行。平教会依靠的是平民学校毕业生组织起来的“平校同学会”，实践征明这是一积极且有活力的形式。他们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一村的同学会进而成立一个乡的同学会。到1932年，组织相当健全的村男女同学会已有72处，乡联合会四处。他们已具有比较坚实的“大我”团结精神和友爱精神。

平教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在文艺教育方面有读书会、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家庭教学、灯笼识字、新剧等。公民教育方面有息讼会、禁赌会、扫雪运动、修桥补路、抗日活动、保境安民、植树等。卫生教育方面有种牛痘、防疫注射、拒毒运动、武术团、越野赛跑等。生计教育方面有组织合作社、优良品种的推广和改良、农业生产展览、自助合作等。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侵华战争步步紧迫，定县又处在战争前沿地带，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建立了全县的公民服务团，这是以教育为基础，服务本乡本土为目标、并用军队纪律精神培养的民众组织，依靠它进一步推动农村的改造工作。

平教会在推行“组织教育实施办法’过程中创立的导生教学，后来形成“导生制”产生了良好效果。所谓导生制是一种在教师领导下，由学生教学生、学生领导学生的教育方法。它是根据当时农村交通不便、住户分散、师资力量不足以及风俗习惯上的种种障碍而创立的一种教学方法。后经黎锦纤博士的总结和倡导，形成“即传、即习、即用”的教学原则，将传、习、用组合为一个教学历程，将基本教学和组织合而为一的方法，正式形成“导生教学制”。

寓教于建，开展乡村建设实验

高头村乡村建设实验

平教会集结了时下一批优秀人才，各有其才，各有擅长。不同于平教会中的纯然学者，陈筑山在平教会的内务外务中均多有建树。晏阳初在多个地方表述过“陈筑山和瞿菊农是我的两员大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事业中，陈筑山承担重要的组织工作。高头村的乡村建设实验即是在陈筑山的主持之下推进的。

自平教会于1929年将总会机关迁往河北定县，开始对定县进行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乡村自治建设，特别是1933年定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之后，乡村自治建设更加受到重视。1929年下半年，陈筑山及其家属从北京搬到定县，当时一同前往定县进行实验工作的工作人员超过100人，可谓集中全力建设定县。

为做好定县乡村建设，平教会选定了距离定县县城4公里的高头村作为实验村，由陈筑山负责。自此，陈筑山又携家属从定县县城搬到高头村，深入田垄村中。陈筑山到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材高头村北面的“双平山”土丘，作了一首《齐上双平山》歌，谱曲后教全村唱起来，营造浓厚的建设新村气氛。

我要到天国，我要到西天。我要到那大同世界。遍地是荆棘，那里有路线？我们村里有路线，有路线。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携手齐上双平山。左边一路到天国，右边一路到西天。大同世界路何在？平平坦坦在中间。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大家一齐，把手牵。死死生生同性命，相亲相爱齐往前，齐往前。

1929年，高头村双平山 

在具体村务建设上，将平教会的文艺、卫生等各项工作在村中大力推行，逐渐建立起平民学校、消费合作社、手工艺小组、卫生小组等等。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努力，一个个新鲜事物逐步落成，全村一改气象，陈筑山在此中付出的心血由此可窥。

1932年高头村，平教会与识字班学员合影。第二排坐左起，第四为陈筑山。

在人才方面，陈筑山团结了众多先进人士，共同主持高头村新村建设。如主持公民教育工作的黄齐生，乃是陈筑山老友，黄先生在抗战期间多次到访延安，为民主奔走，受毛主席尊敬。主持消费合作社的张天放，张先生在民主运动中成绩斐然，后在新中国解放后，出任了云南省副省长。此外，赵水澄及其夫人李静轩在高头村分别从事手工艺小组和公民教育工作，两人均是时下进步学者。

1932年，陈筑山任河北定县县建设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定县实验工作，离开高头村。

定县县政改革

1931年，蒋介石派中央军校教官毛以章到定县参观考察，毛以章考察事毕，撰写近10万字的报告书呈上。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招考，决议《县政改革方案》，规定采用平教会定县实验中的办法，以县为单位进行“四大教育”，实行县政改革，并向全国实行。

1933年春，定县成为实验县典型模板，领导实验工作的是新成立的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晏阳初任院长，陈筑山任副院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出任定县县长。县政建设研究院的目标是“调查研究并改进人民的生活，发展全省县单位的建设计划，培训行政和技术人员”。下设调查部、研究部、实验部、训练部四个部。政府与研究院的合作的模式开创了“学术与政治合作”的新纪元，这一模式在平教会向全国推行平教运动中，广为模仿。

在晏阳初、陈筑山的主持下，地方社会的发展主导权由士绅全面转向平教会。平教会推行的县政改革将旧日催粮征税的县衙门改造成了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极大地触动了士绅的权力，沉重打击了士绅的既得利益。“在吏治方面，则调整县府及所属各局的组织，剔除往日陋规，撤惩舞弊人员。民政方面，则规定村民摊款办法，改保卫团费为随粮带征，成立农产仓库贷款处，厉行禁毒运动”。

                                                            1934年，定县实验时期的平教会同事。（左起第五陈筑山）

1、县政府机构改革

平教会将县政机构设计为三级：最基层的第一级机构为公民服务团，以此作为“培养民力、组织民力、运用民力”的“政治初步组织”；其团员包括全体人民，在全县各级行政区域逐级设立组织，保甲为单位设立甲团、保团或称分团，各甲团中的各类专业人员再联合组成经济组、政务组、保健组、教育组，还计划设立区团和县总团；“保团长、秘书、各组正副组长，均用选举方法产生之”。第二级为乡镇建设委员会，其委员由公民投票选举“当地之有资望阅历者”担任，并以“本乡镇之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再由委员互选主席、副主席，并由县政府加委为乡镇长、副乡镇长。同时，为限制和监督乡镇建设委员会的权力，又设乡镇公民大会，作为“全村公民行使政权之组织”，拥有选举和罢免乡镇建设委员会委员，议决乡镇建设委员会的提案、预算和决算，向乡镇建设委员会提出创制案等五项权利。第三级为县政府，其组成的办法是：“设一县政委员会，于秘书长、科长等实际行政人员之外，另罗致一部分名誉职之学者专家，遇有要政兴革特请参与。”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推行乡村政治的民主自治，他们在设立示范村时就明确表示：“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实验县政建设中地方自治组织之效能。”

2、村单位建设

村单位建设时县政实验的重点，1935年陈筑山在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提交《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中，对“村单位建设”做了专题汇报，其内容主要包括六点：第一，改进小学，以前每位教师教学生约40名，教学训管顾此失彼，毫无效率。平教会在乡村中致力提高师生比，重点解决失学问题。第二，设传习处，解决失学儿童补习教育问题，以小学高年级学生为导师，使其自招学生，自任老师，每日授课1小时半。第三，设公民服务训练班。在农闲时夜间举行，由小写教师负责指导，表征示范各村，予以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其他建设技术的训练。第四，设幼童园，每表征示范村设一园，附属于妇女青年服务团。幼童园同时又是保姆实习场所。第五，试办广播无线教育。第六，设置时钟，培养时间观念，利用各村庙大钟，由小学值时生按时敲击。

我国数千年来以农业立国，农村的健全、兴隆，不仅关系农民生死问题，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存亡问题。帝国主义列强持机械文明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战争的侵凌，而国内兵连祸结，此种时局下，农业与农村逐渐趋于衰落崩溃。陈筑山等平教会同仁在定县改革的实验，正是为了以乡村建设为契机，开发农村民力，积蓄救亡力量。

培养县政建设人才

陈筑山在《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想对于县政建设真正脚踏实地做出一番成绩来”，不能仅仅在计划、方案上寻求，要在“行政人才和技术人才的训练上下一番切切实实的苦功夫”。由此可见，培养县政建设所需要的行政人才和技术人才，是县政建设研究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有理想的方案设计，如果缺乏高质量、训练有素的人才施工，理想将总是可望而不及的海市蜃楼。

陈筑山、晏阳初在定县主持人才培养时，注重教材、精神、方法、环境等综合要素，要求均需符合县政建设的理想标准和实际需要。平教会在人才训练方法上分为五个方面：第一，统一的训练，即在平教会整体政策下进行统一训练，避免割裂。第二，计划的训练，即根据需求出发，受训的学员就是实施计划的预备役人员。第三，政治、训练、学术三方面有机统一。晏阳初在《以廉政勇勤精神建设地方政治》一文中指出：“政府行政长官就是学校的导师，也是课程的讲师，校正了通常教育与政治分离的弊病，取得政教密切联系。”第四，学员分发组成队伍，即“由当局将县长及佐治人员、督导员、乡镇长配合成队，结为一群，养成群策群力的精神”。第五，训练在灌输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军事训练之外，另注重精神教育，促使发挥士气，筑城精神长城。

在五个人才训练方法之外，县政建设人才还注重专业素质考核。县政建设人才将来均为佐助县长推行县政的工作人员，应具备专业素质，才能够在推行政令时有把握。例如推广农业，必须了解推广农业的政治机构与技术问题。在县政工作中，人才需要对整个农村问题有通盘认识，了解农村建设工作的相互关系，才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针对缓急轻重，加以调整，恰到好处。此外，专业素质的利用不能与县政建设的整体布局所割裂。“社会调查、教育、经济、农业、工矿、卫生等，无论专攻哪一种，在应用他们的专门技术技能的问题，其他有关系的问题，也应该顾到”，如卫生工作人员，要了解政治、教育等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训练班第一组下课后留影

为借助高校的师资培养乡建人才，平教会积极与燕京、南开等高校联合，一方面派骨干兼任教授，并为燕京大学作了系列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讲演，每两周一次，讲演内容分别为平民文学（孙伏园），艺术教育、戏剧（郑锦、熊佛西），社会调查（李景汉），生计教育（姚石庵），卫生教育（陈志潜），农民教育（瞿菊农、黎季纯），宪政建设（陈筑山），农村建设概说（瞿菊农）另一方面，与南开、燕京、清华、协和等校联络，组成华北农村建设协会，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

平教会按照品质、能力、科学基础等条件，吸收一批大学、中专毕业生并培训为工作骨干，选拔一批积极向上、群众信任的农民平校毕业生培训为基层工作人员。这批人大多毕业于国内的大学，具有中等以上学历，在平教会的定县实验中作为下级干部、平民教育专科学校学生或平民学校的教员。如王泽民，1935年在北平投考平教会，当教材编辑；席征庸，四川人，1931年在北平考上平民教育专科学校，毕业后被留用作研究生，是孙伏园的工作助手；吴雨农，定县人，定武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平教会在定县期间，负责“实验村”牛村的平教工作。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

平教会主办的河北定县实验区和中华职教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晓庄师范学校主办的晓庄实验区共同开创了乡村建设实验的先河，几大实验区倡导合作交流，共同促进乡村建设事业。1931年，中华职教社江苏镇江黄墟乡村改造试验区首先提议，拟于1932年1月15日召开乡村工作会议，建议得到乡村建设工作单位的良好响应，但是由于时间问题未能如期召开。1932年12月，河北定县平教会晏阳初，山东乡19村研究院梁漱溟等人参加国民政府的内政工作会议再次商讨协调方法。而后，晏阳初、梁漱溟、章元善、李景汉、高阳、王怡柯、许仕廉、张鸿钧、杨开道、严慎修等11人于北平联名发起成立“乡村建设协进会”。

1933年7月14日至16日，“乡村工作讨论会”真正掀开序幕，晏阳初、陈筑山等63名乡村建设工作者如期相聚在山东邹平，来自9个地区的35个乡村建设组织作出9篇乡村工作进展报告，与会代表不仅包括乡村建设杰出工作者，还有行政院下属的实业部中央农村试验所，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法大学，科研单位、报社等部门。会议要求“重实际，不尚虚谈”，会议中仅允许报告工作，不可谈理论与计划。即使谈及理论、计划，也应但是从实际经验所得、势在必行之工作方案。

“乡村工作讨论会”标志着以改造农村为己任的全国性工作交流团体的正式成立，这不仅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里程碑，更是切实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1933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通过的《县政改革方案》，并要求各省遵照执行。当年秋天，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县、菏泽县、江苏江宁县、浙江兰溪县的县政改革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与会代表一致支持乡村工作讨论会每年举行一次，“以精诚团结，实事求是，不重形式虚有其表为原则”，“乡村工作讨论会”成为各实验区增进了解，交流经验的重要论坛。

1933年7月14-16日，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山东邹平召开，与会者63人。此合影中15人为各地直接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负责人，同时是会议的发起人与组织者。前排自右至左为梁漱溟、章元善、魏朗斋、严敬斋、陈筑山、高践四、晏阳初、于树德，后排自右至左为许仕廉、杨开道、梁仲华、李景汉、孙廉泉、瞿菊农、张鸿钧 

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4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河北定县召开，会议主席为晏阳初、陈筑山、梁漱溟、高践四、梁仲华五位乡村建设领袖人物，本次会议中，共有来自11个地区，76个乡村建设单位的150位乡村建设工作者齐聚定县实验区，作出27篇乡村会务工作报告。本次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分别增加了近一倍，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等党政机关均特派代表出席讨论会，河北省和山东省青岛市等政府也派出代表列席。由此可见“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人士的重视，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陈筑山在会议中作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工作》的专题报告，全会27篇工作报告集中在农民负担、自治保卫、乡村卫生、经济建设、合作事业、乡村教育、人才训练等方面。

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定于江苏无锡，于1935年10月10日至12日召开，会议主席由晏阳初、陈筑山、高践四、江恒源、章元善、许仕廉担任，本次会议与会代表更为广泛，共计正式代表171人，得到19个地区，99个乡村建设单位的积极响应，提交了35篇乡村建设工作报告；除立志改造农村中国的正式代表外，另有非正式代表200余人，这些均是关心中国的仁人志士、外国友人，包括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实业部、卫生署、中央党部等党政机关，科研单位、期刊报社等社会团体。会议分为政治、教育、经济、其他四组，分别由陈筑山和王先强，庄泽宣和俞庆棠，许仕廉，梁漱溟担任主席，“问题讨论、辩论甚为激烈，兴趣尤浓”。

1935年10月12日下午，会议闭幕前讨论决定在西安、重庆、广州三处择一处举行下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但是由于1936年，日本加快准备全面侵华，时局动荡不堪，“乡村工作讨论会”止于三次，未能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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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身救国，心系民族兴亡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加快全面侵华战争准备，定县地处华北战火前沿，平教会至此不得不停顿定县实验。平教会同仁在晏阳初、陈筑山的领导下，开辟新区平教实验，从事抗日宣传和后援工作。另外，一部份平教会同仁留在河北定县从事抗日游击活动，少数人奔赴陕西延安。

战争与动乱的年代中，平教会同仁心系民族兴亡，以改造生活、复兴民族为目标，主张“固本邦宁”，而“民为邦本”，救国应先强固基础、坚固根本，因此平教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建设，教育农村民众，开发民力。陈筑山率先开拓在广西的平教事业，关切贵州的实业救国运动，同时以个人之力讲演、撰文，勖勉民众、鼓舞抗战士气。

拓展广西平教事业

早在1929年李宗仁主持武汉军政时，已向晏阳初相邀，请平教会办理军中平民教育。1931年到1933年间，李宗仁、白崇禧致力广西建设，多次邀请晏阳初、陈筑山派人襄助。自1933年，日军侵入山海关内，河北省政治形势日益恶化，陈筑山在平教会干部会议中发言：“近年来，各省纷纷要求我们去开展平教运动，尤其广西、湖南、四川三省与我们多次接洽”，建议平教会从这三处中择一处开展平教会拓展计划。

1935年，陈筑山曾两次赴桂参观接洽，详细考察，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商谈，拟定可行的具体计划带回定县。晏阳初、陈筑山、瞿菊农、汤茂如、陈志潜、谢伏雅等人一起研究陈筑山所提计划，陈筑山对计划作出了简要说明：“计划主要分两点，一是设立教育研究所，广西的一切工作以该所为中心。二是划出10来个县，约含150万人口的民团地区作表征区域。”陈筑山推荐由朱有光博士担任教研所所长。晏阳初等平教会同仁探讨该计划，支持此种教研所与民团地区相结合的平教运动模式，同时坚持平教会只参加乡村建设的工作，而不领广西省政府的薪金。

此时，综合考察多省实况，平教会认为广西是推广省一级实验最为合适的地方，主要基于四方面的事实：（1）广西提供省单位实验的机会与政府支持，平教会与广西省政府当局有这密切往来与深重信任。（2）广西社会治安较好，人民生命财产较为安全，土匪和外患较少。（3）广西省吏治较为良好，全省分为八个民团，极其有效率，可推动建设工作。（4）广西各界领袖对应用科学有着忠实信赖。

平教会在广西的拓展是平教运动向外发展的关键试点，1936年2月，晏阳初在“欢送陈筑山先生赴桂大会”上讲话指出，广西的工作至关重要，能够由陈先生前去主持，实是可喜的事情，平教会向外推展的“第一个用整个计划，有目标、有政策地出去的工作”，尤为需要陈筑山领导。随陈筑山一同前往广西开拓平教事业的还有汪德亮、朱有光、吴舒国、朱冲涛、何晴波。

1936年3月，陈筑山等到达广西进行工作，得到广西政府的全力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等采纳陈筑山的建议，成立了“广西省政府设计委员会”，由省主席李宗仁兼委员长，陈筑山任主任委员，朱有光博士担任教育研究所所长，一切工作按计划进行。陈筑山陆续在广西省开设开展全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民众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与青年教育。

这时，广东的陈济棠也请陈筑山指导，在广州设立一个建设学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1936年夏，广西当局为彻底推广平教工作，诚恳延请陈筑山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陈筑山无意于从政，一再婉拒，而桂系当局再三恳切说服他“要使平教运动普及，非有行政力量难收速效，请陈先生任厅长，正是请陈先生去做平教工作”。同时请平教会同仁朱有光任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陈、朱两人协力分管学术研究与政治推进。广西当局将全省的教育行政托付给平教会陈、朱二人领导，足见新桂系对平教会的信重，对陈筑山、朱有光二人工作的认可。

熟料，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突发疾病去世后，1936年秋，广东、广西联合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西南时局不稳，广西政局突变，战争如箭在弦，晏阳初急电陈筑山等人北返，广西省的平教工作暂缓推进。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后，广西乡村改造工作按原计划进行，汤茂如被委任为宾阳实验县县长。

幸得，“两广事变”后，平教会同仁全身而退。在广西的平教会同仁们陆续调任支持全国其他省份平教事业，陈筑山由广西入四川，主持四川平教事业推进；朱有光调任燕京大学，担任平民教育及乡村小学教学法课程；汪德亮调任湖南省乡村示范学校校长；何晴波调任湖南省衡山实验县。

但陈筑山等人在广西的平教工作意义重大，其一，将平教会的影响率先开拓出定县，在广西成功落地平教事业，得到新桂系的全力支持肯定；其二，平教运动为复兴民族而研究，需接近民众、接触社会，于政治往返，取得政治力襄助，广西当局将全省教育相托付，许以高官要员，充分证明陈筑山等同仁工作已获得该省政治力的绝对信任。

任职西南实业协会，实业救国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上海，曾经发起成立过一个以定期聚会、座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团体——星五聚餐会。星五聚餐会是实业界人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发韧于上海，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聚会、座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团体，一直延续至1952年。抗战内迁后，星五聚餐会在重庆蓬勃发展，频频开展沙龙活动。民建先贤等实业界人士利用星期五的聚会，谈生意，谈经济，谈畅行国货、抵制日货，谈国事、议政事，寻求民主建国之路。

关于星五聚餐会的发韧，《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记载了曾是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最初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管理股长陈醒吾的文章《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缘起及其提倡国货的活动》中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星五聚餐会就已经组成，并且有它自己的活动。星五聚餐会大概是在抗战前的1928至1929年之间就开始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沿海实业界大规模内迁。“星五聚餐会转移到香港继续进行，由于工厂之内迁，国外器材之采购，国货产品之外销，亦有相当之贡献。星五聚餐会因其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之大，逐渐成为工商实业界关于经济问题的论坛活动。这一活动为后来成立的西南实业协会所继续和发展。”

1939年9月，西南实业协会成立，总会及四川分会均设在重庆。会址在重庆中四路98号，后迁白象街新建的西南实业大厦。该会除总会及四川分会设重庆外，还设有成都（负责人范英七）、贵州（负责人陈筑山）、云南（负责人缪云台）、上海（负责人潘仰尧、蔡承新、蔡仁抱）等分会，此外仰光（负责人张澍霖、祝仰辰）、新加坡（负责人张禹九）也设有办事处。总会理事长张群，常务理事张嘉璈、吴鼎昌、张笃伦、张肖梅、缪云台、钱新元、刘航琛、卢作孚……”

1939年，陈筑山担任西南实业协会贵州负责人时，正值其参政川贵，怀揣救国理想，在政局中以“救国难”“苏民困”“建基础”为三大中心目标而奔走，奋力建设抗战后方。陈筑山在西南实业协会中的建树，是以个人之力，求索民主建国之路，践行其政经思想。

勖勉民众，鼓舞抗战士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早日军猛烈进攻下，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和中部地区的大部分领土相继失陷，中国政治、经济、文教中心西移，国民政府当局日益重视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陈筑山长期深入农村，坚定地相信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认为发动民众才能够救亡图存。

陈筑山曾经应邀前往重庆民生公司进行讲演，探讨“我们要怎样救国”，在会上陈筑山提出了救国三要道：“第一、事业–创造未成的事业，发展已成的事业；第二、职务–应具有神圣之观念，不争地位与报酬；第三、生活—平日检点言行，养成纯正严整习惯”。

陈筑山认为国家的病象在于“穷”和“乱”，而造成“穷”和“乱”的根源在于“一切的事业求不着人，人又求不着事”，。事事求不着人，事事便无进步，没有秩序，国家自然要乱；人人求不着事，人人当流氓，不事生产，国家自然要穷。当每个人参与新兴的事业团体努力的工作，就是在做救国的工作。

陈筑山还认为，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一个“混”字。每个人不把自己的职务，看做神圣的工作，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的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陈筑山强调我们要救国，就不能在地位和待遇上去争，应当要在各自的职务上去努力，然后国家才可以挽救。

最后，陈筑山还提出每个公民态度要有礼貌，动作要有秩序，语言要明爽，精神要振作，使人家见了要生一种敬佩的意念，认为不愧是复兴中国民族中之优秀分子，至少也不要使人轻视，不要使人认为是安心当亡国之民。

陈筑山在民生公司的演讲，可以说体现了一个民国知识分子对于救国的认知，即整个社会各个层级的公民各司其职，就可以实现救国的理想，实现民族的复兴。

事实上，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领导下，确实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卢作孚以自身的民生公司为核心，组织了宜昌大撤退，成功地为抗日战争保留了工业火种。

陈筑山等民国知识分子，虽然文弱，但是同样具有一腔的报国热血；在各自的位置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尽心尽力。

除了通过讲演勖勉民众、鼓舞士气之外，陈筑山还创作了《救国歌》：

中国人勿要安闲，大家起来救国难，好男儿赤心肝，誓热溅血洗河山，国仇不报休苟存，唯一生活只抗战，中华历史五千年，光荣伟大美无前，中华民族团结四万万，自强自决雪耻有何难。

正是在这样全民族万众一心的情形下，中国人民争取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出仕民国政府，参政川贵

入川主持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

1936年，平教会被迫撤退西南大后方时，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力邀平教会入川协理川政，于1936年10月2日，设立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刘湘任主任，晏阳初为副主任，陈筑山从广西调任四川，任委员长，主持设计委员会工作。

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是政府的咨询机构，内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五个专门委员会，除调任定县平教会骨干前来领导专门委员会工作之外，另聘请不少的因抗战而内迁入川的专家任设计委员。秘书为霍俪白，兼管政治，常仁德负责经济，兼管卫生，傅葆琛负责教育，陈行可负责文化，兼管聘请专家。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职权主要有五项：根据中央及本省之各项政策，制定省内各项事业的具体方案；审议省政府交议之各项方案；研究并视察各项政务有关技术的设计及实施；办理省政府核准试办之各种示范设计；计划省政府各厅工作进行中的联系与调查。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表病中的刘湘，在社会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致辞“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是建设新四川的奠基礼。要医治我省民众的愚、穷、弱、私诸般病症，今后就要靠设计委员会诸公的策划了。”陈筑山主持下，设计委员会重点工作如下。

1、组织川省经济调查

陈筑山认为，四川地广人稠，物资富饶，但是各方情形却极为复杂，亟待实地调查。在设计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时，决议首先进行全省的社会调查，为此，在成都设立办事处，于1936年11月组成“四川省政府调查团”，审议通过调查工作大纲。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陈筑山主持省府各工作处，分为地方行政、教育、农业、卫生四组，对四川省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工作采取集中调查与抽样调查两种方法，因地制宜，详尽形成四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四川省概况》，受到四川省政府嘉奖。

2、设立新都实验县

1937年1月，新都县的社会调查完成，这是一个人口20万的农业小县，乡村社会治安不良，哥老会是该县的主要帮会，农民还饱受军阀压榨，困难至极。1937年3月，陈筑山拟定“四川省县政建设进行方案”，将定县实验县的工作经验应用到川政之中，于1937年4月11日，成立新都实验县，推荐陈开泗为县长。新都实验县改进县政行政机构，整理户籍，实行警卫合一制度，推行公共卫生，严密财务行政组织，举办地政，改良县农场，办理生计训练，建立县教育制度，组织教育及导生传习。

3、编制“四川省建设三年计划草案”

四川省在全面抗战中，地位尤为重要，1937年4月，陈筑山主持草拟“四川省建设三年计划草案”。该计划草案包括，辅助中央完成国防建设；整饬警卫，巩固社会秩序；禁毒防病，增进人民健康；整理财政，改进征收制度；整理土地，增加土地效用；推进生产，增加社会富力；发展交通，辅助生产建设；改进金融，发展各项产业；改进教育，适应建设需要；革新县政，改进人民生活；防御天灾，兴办水利仓储等，共计十一大纲。

4、督建抗战时期国防工程建设，

1937年10月，陈筑山主持拟定“四川省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以备战需。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各项建设计划均围绕抗战调整，四川省据有天险，在抗战这一非常时期的地位不言而喻。抗战时期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是“国家运用全民劳力役，是非常时期各种国防建设之要政”。四川国防工程建设主要包括整修公路，修建飞机场，打通国际路线，构筑防御工事。1939年，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陈筑山，民政厅厅长胡次威呈文省主席王缵绪，要求各司其职办理征工事宜。呈文要点为建设厅主要办理非常时期紧急工程，民政厅主要办理国民工役法规定的各项经常性工役事件。

5、拟定“战时教育中心工作计划”

1937年11月，陈筑山主持拟定“战时教育中心工作计划”。该计划中分为，编撰国难教育；修订战时学校课程；举办教职员工战时工作之研究训练；举办战时需要技术人员训练；加紧战时民众教育；奖励发明抗战利器等，共计八大纲。据此计划，组织四川省战时教育委员会工作。

1938年，抗战形势日趋紧迫，四川省主席刘湘出川抗战，逝于汉口，由王缵绪继任主持四川政务，撤销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新设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陈筑山留在四川，继续担任该计委会委员长。此中，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撤销期间，平教会干部受华西协和大学邀请，受聘专任或兼任大学教育系（后改为乡建系）教授，包括陈筑山、汤茂如、汤刘儒珍、汪德亮、孙伏园等。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兼任建设厅厅长

1938年8月1日，民国中央行政院召开第374次会，任命王缵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民政厅长稽祖佑免职，由胡次威任；蒋志澄教育厅长改任重庆市长，杨廉任省教育厅长；任命何北衡任建设厅长；陈筑山任省政府秘书长。1940年1月至1942年2月，陈筑山兼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陈筑山出任四川省政府要员，是国民政府中央当局任命，先期几经商允，陈筑山方应允任职，担当川政辅弼的使命。陈筑山初任四川省府委员兼秘书长时，自陈“过去数十年均在学术方面、社会事业方面努力，对于实际行政事务，素无经验”，但是值此非常时期，四川省作为后防重地，念及前方数十万战士的浴血奋战、战区百万黎民的困苦，陈筑山自问不敢有丝毫推诿。因此，陈筑山在就职时训词两点：奉公守法、努力求进。这两项准则是陈筑山历来的工作精神，也深入贯彻到未来的川政工作之中。具体施政中，陈筑山就国家情势、川民要求，以“救国难”“苏民困”“建基础”为三大中心目标，参酌建设事业。

1941年陈筑山通过成都广播电台发表元旦致辞，总结四川经济建设之动向，此文也全面总结了陈筑山在任期间的行政建树。陈筑山认为四川的经济建设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须有整体计划指导；第二，财政资金支持；第三，计划与资金之外，尤为重视人才，“为政在人”。上述三个先决条件之下，四川经济建设稳步开展。第一，在农业增产方面，贯彻“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此计划草案全文共计五十二个计划，其中二十五个事关农业发展。陈筑山坚持农业增产的关键在于水利建设，同时在农业工作中继续推广优良稻种，督办制造大力肥料。第二，在工业方面，侧重机器制造，推广机器的普遍应用，同时注重农业机械的制造，充实工业试验所，为川省经济提供基础。第三，矿业方面，开发抗战所需矿产，筹建川省政府与资源委员会合办的大型综合矿业公司。第四，商业方面，调节必需品之供求，平抑物价，同时注重健全运输机构，设立驿运管理机关，保障物畅其流。第五，扶助民营，鼓励民间投资建设事业，共创新四川和新中国的建设大计。

1、筹设川省驿运管理

1940年9月1日民国中央政府成立驿运总管理处，领导全国驿运事业，四川省鉴于“值兹抗战正殷，后方运输关系重要四川为当前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地位，尤属重要”，迅速规划四川省办驿运事业，于年月日成立驿运管理处，开展驿运营运与管理工作。四川省政府致函各级政府机关“本省奉令组设四川省骚运管理处，遵已刊发关防，并派建设厅长陈筑山兼任处长，张冲霄为副处长，相应电达，即希查照为荷”

对于驿运管理之重要，陈筑山在《四川省蜂运之概况》中写道，“自抗战军兴，我国重要交通路线，相继沦陷，后方主要运输，端赖公路汽车，惟在敌寇封锁之下，油料零件，供应艰难，去秋后以滇越滇缅两路之阻塞，来源更少，致汽车亦不能为普遍之利用，运输问题，邃成抗建之难关，赖我领袖，禅精擎划，根据自力更生国策提示以科学的方法办理骚站递运，以谋挽救，运输前途乃见曙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全国骚运会议，开于陪都，决议由交通部成立驿运总管理处，各省省政府成立骚运管理处，主持其事，筑山奉派兼任本省驿运管理处处长，力黔车驮运输所主任张冲霄兼任副处长，张副处长于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由渝抵蓉，经旬日之商讨筹备，本处即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

2、成立川省工业试验所

1940年9月11日，陈筑山筹备设立川省工业试验所，整理前中心工业试验所档案，添购药品仪器。川省工业试验所成立后，改良工业方法，试行小规模工厂实验，努力达到“前方抗战，后方生产”的支持作用。

3、筹设川省矿务局

1940年，陈筑山主持筹设川省矿务局，专负责管理四川省矿务工作，委任生产计划委员会设计专员史维新具体筹备。

4、设置无线电机修配所

无线电收音机有助于宣达政令，加强抗战宣传，在抗战时期的作用极为重要，但是由于机器精巧，使用过程中易于损坏。因此1940年，陈筑山提请省务会议决议，设置无线电机修配所，负责维修无线电机，同时设计、制造各种无线电机。

5、合办西南印书局

抗战时期，后方交通阻隔，中小学教科书资源匮乏。1940年，陈筑山主持建设厅与教育厅合办西南印书局，大量翻印教科书，以供中小学学校使用。

6、编制“四川省建设统计年鉴”

陈筑山主理四川省建设以来，于1941年10月编制“四川省建设统计年鉴”。陈筑山主持搜集抗战以来四川有关建设事业之各种资料，汇总四川省农业、林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水利、电政、邮政等十大类，绘制图表二百余页，详尽收录抗战以来四川省经济变迁与物资产销概况。

建四川，救国难

四川自古是天府之国，在抗战时期，更作为后方民族复兴的根源之地。关于“建川与建国”，陈筑山在《新四川月刊》发文称，“要建国必须支持抗战，必须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非常时期的四川凭借其地大物博的天赋，大后方的地位，已然成为抗战建国的主要支柱。因此，建川与建国是一体的，建川运动是建国运动的基础、原动力。

然则四川建设情势复杂，易乱难治，陈筑山发文《对四川戡建动员痛切之希望》中引言民谚“天下未乱而蜀先乱，天下已治而蜀后治”。时值抗日战争关键时期，陈筑山警示国民，日本侵华，不仅旨在“夺我国主权，消减我国独立，更是意图从根本上毁灭我国历史文化，破坏我社会伦理道德，根绝我民族精神”日寇的愚民政策，目的在于如同牛马羊一般劳役国民，使我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当时人心动摇，时局危殆，东北华北地区已经深受祸乱，长江以南，祸事蔓延，多有趁机生乱者。四川省内，水灾、米荒、钞荒、学潮接踵而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使得平民饥饿窘迫，青年学生请愿急切、浮躁易乱，川省情势可谓“外寇不可侥幸其不来，内乱不可侥幸其不起”，外忧内乱，错综复杂。陈筑山称，戡乱救国中需有至大至刚至公至诚的精神原动力，完成四项重要工作计划：第一，动人之心：宣传戡乱建国的意义与使命；澄清吏治，铲除贪污；救济国民，安定民生；资助学术研究，转移社会风气。第二，动人之体：训练民众自卫组织；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第三，动人之力：将各学校教师、学术的知识之力配合到戡建工作中来，将各职业团体的组织之力，各乡镇保甲的组织之力运用到戡建工作之中，将各社会贤达的聪明之力辅助到戡建工作中来。第四，动人之财：制定整个戡建工作精密确实所需的预算计划；制定公平无私的募捐标准；制定大昭信用的收款用款管款方法，及其机构；戡建委员会以身作则，毁家纾难。

贵州农业合作委员会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改组湘、鄂、黔、皖四省政府，委任行政院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主席时，吴鼎昌力荐两人辅弼：一是郑道儒，在行政工作方面经验丰富；另一位就是陈筑山，因其在农村建设、改革政府方面的颇有名望，最值得信赖。1937年底，吴鼎昌与陈筑山商讨这一任命时，陈筑山正负责四川的平教事业，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于贵州方面的职务任命感到为难。晏阳初、瞿菊农专程与陈筑山面谈，希望他从国家和平教会利益出发，接受贵州当局任命，兼理四川、贵州两省平教事业。

1937年12月，陈筑山接受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任命，主持贵州省政府改革、高等教育和民众训练等工作。

1、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建制

在抗战时期，改善民生和支持抗战是合作事业的两个基本目标。在《贵州省合作事业设施原则》的头两条即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第一条，本省合作事业，以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民生主义为最高原则。第二条 本省合作事业，应就本省自认条件之优点发展生产事业，以培养社会富力，配合抗建国策。”贵州合作事业起步于抗战初期，随着政权逐渐西移，重庆成为陪都，毗邻的贵州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此时“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甫经形成，急待加强团结，振兴经济，俾利长期抗战”。政府开始积极推进贵州合作事业的发展，一批政要、知名人士纷纷参与到贵州合作事业建设中。他们都在当时国内政界、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贵州合作事业的发展。大批合作组织的建立，尤其是深入乡村的合作社组织的建立，有效改善了民生，支持了抗战。

1936年，贵州省筹办农业合作委员会。1936年7月1日，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在棉花街30号成立，委员会组织初为委员长制，后改为主任委员制。继王澄莹任首任委员长后，出任委员长、主任委员的有胡嘉诏、陈筑山、周诒春，总干事于树德。

1937年12月，陈筑山出任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省农业合作事务。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是农业合作事业主管机关，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暨贵州省政府指挥监督。主要职责为计划全省合作行政仿真，审核合作社登记，设计合作事业，指导合作技术，监督指导合作社社务，推进合作教育，调剂及筹措合作资金，监督指导各县政府办理合作行政，代办合作社及合作社联合社供运业务。

2、文教方面

陈筑山任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长，主持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相继附设省合作业务代营局、助理员讲习所、合作讲习会、省合作函授学校等机构，这些民众教育培训了一大批合作人才，分配到各地合作机构、组织中。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7年，仅训练班、讲习会就培训学员共计21451人。在培训期间，聘请一大批经过贵阳的各界名流到学校任课、演讲等，如黄齐生、章元善、侯哲安、张金鉴等人，他们对学生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影响。而学生的来源也比较广泛，其中不乏革命者。他们毕业后到基层合作社，开始逐步改造基层民众。

除民众教育之外，针对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设立方言讲习所，不仅令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言语，而且使政教工作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便于传布政令、执行政令。

此外，陈筑山在吴鼎昌的全力支持下，添设扩充了一系列辅助文化配套设施，如图书馆、科学实验馆、民众教育馆、巡回施教车等，创办《会务旬刊》、《会务周刊》、《贵州合作通讯》、《贵州合作》等期刊，并与中国农民银行贵阳分行、农本局贵阳办事处等机关会同组设贵州各县合作金库、合作农场等。多举措并行，提升贵州人口的文化素养和人力质量。

3、以合作指导员制辅导县区工作

1938年5月，陈筑山以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委员长呈文，在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省民政厅厅长孙希文支持下，发布农合指字第零一三号、零一四号政令，在贵州省内裁撤合作指导办事处，改为在各县推行合作指导员制。各县在县府或县府机关处设合作指导员办公室，但是合作指导员办公室独立于县府，直辖于农业合作委员会，各县县长需支持合作指导员工作，但是不得委派合作指导事务以外杂务。各县主任合作指导员可署名发公函，并遴选助理以兼理农业合作事务。合作指导员可商请区长召集保甲长，联络农村合作事务。

4、经济抗日 1940年4月，陈筑山主持贵州省农业合作社及二十万社员“抵制日货”的经济抗日活动，获得英国等国外合作社团体的声援与援助。陈筑山在《贵州省农业合作委员会会务周刊》发文感谢英国合作社联合社团， 文中称“你们的友谊援助将鼓励我们及全体国民，与破坏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日本军阀奋斗到底”，抵制日货“不仅为自己的生存，更是为公理、和平而战”，因而急切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联合起来，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英国合作社联合社总干事P. A. PALMER回函盛赞“抵制日货”活动在道德和经济上的非凡意义。